日常生活的資訊尋求 2016 ASIS&T資訊科學終身研究成就獎Reijo Savolainen教授得獎演講辭
吳美美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教授
#資訊尋求的認知障礙芬蘭學者Savolainen(2015)利用概念分析法，辨識出六種資訊尋求的認知障礙類型，包括：不願意將自己的需求視為資訊需求、無法表達自己的資訊需求、不了解資訊來源、低自我效能感、搜索能力差，以及無法處理資訊超載。Savolainen建議認知障礙可以透過指導個人專注處理幾個重要的資訊來源加以改善。
Savolainen, R. (2015). Cognitive barriers to information seeking: A conceptu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41(5). DOI: 10.1177/0165551515587850
#資訊尋求的社會文化障礙Savolainen(2016)提出資訊尋求的社會文化障礙是指經由限制獲取資訊來源和引起消極情緒而對資訊尋求產生卻步。資訊尋求的社會文化障礙主要源自於人為的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觀，他利用概念分析法，從資訊尋求的社會文化障礙文獻中辨識出六種社會文化障礙類型：語言問題而產生的障礙(language problems)、社會恥辱和文化禁忌相關的障礙(social stigma and cultural taboo)、小世界觀的障礙(small-world related barriers)、機構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組織障礙(organizational barriers)，以及缺乏社會和經濟資本(the lack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apital)等。
Savolainen, R. (2016). Approaches to socio-cultural barriers to information seeking.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8(1). DOI: 10.1016/j.lisr.2016.01.007
Reijo Savolainen教授是芬蘭檀帕大學傳播科學系教授(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ampere, Finland)，獲得2016年ASIS＆T資訊科學終身研究成就獎。以下為其獲獎演講講詞中文翻譯。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by Reijo Savolainen
吳美美譯
在1989年獲得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方面的博士學位後，我從芬蘭坦佩雷大學開始了我的學術生涯，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教書。我早期的研究重點是圖書館問題，如圖書館服務收費的社會經濟層面[1]。不過很快，我的研究興趣擴展到圖書館作為資訊搜尋的渠道。最重要的靈感來源之一是現在經典的ASIS＆T資訊科學年度評論文章， Brenda Dervin和Michael Nilan關於資訊需求和用途的文章[2]。他們強烈地主張從傳統的以系統為中心的方式轉變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資訊行為觀。上述文章也激發了我對Dervin意義建構理論的長期興趣。 1991年，我任教的學校組織了第一次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概念國際會議（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LIS），我提出了一篇論文，重點在關注意義建構理論作為資訊搜尋，以使用者做為中心的方法之潛力。<<資訊處理與管理>>期刊(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IPM)總編輯Tefko Saracevic參加了會議，並鼓勵我寫一篇文章，回顧上述主題[3]。稍後，Dervin訪問了我的學校，並從意義建構方法的角度提供有關如何處理資訊搜尋和使用的複雜過程之寶貴意見。
透過上述批判反思有助於我識別資訊行為研究中的重大的差距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大多數研究集中在與工作有關的資訊需求和尋求，而與非工作環境中的資訊尋求相關的問題卻很少考察。但是，有一些突出的調查顯示了非工作環境的重要性。我的研究思想發展受到1970年代美國公民資訊需求的開拓性調查的影響[4,5]，以及Elfreda Chatman [6]研究提出低技能工人的資訊尋求。詳細說明這個研究脈絡，是要凸顯我更喜歡“日常生活中的資訊”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這個名詞，因為“公民資訊需求與尋求”等概念與個人在社會中的具體作用有關。
為了加強ELIS研究的理論基礎，我借鑒了社會學研究，研究了普通生活的本質，特別是人們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為此，Bourdiueu的[7]習性理論似乎對於ELIS模型的開發特別有用。後來，根據對產業工人和老師的採訪進行了實徵研究[8]。我很高興地注意到，ELIS的首字母縮寫被國際公認為重點關注資訊需求，尋求和使用非工作環境（如健康和休閒）的資訊行為研究的子領域的標籤。例如，在自1996年以來舉行的資訊尋求資訊國際會議（ISIC）中，可以確定對ELIS問題的興趣越來越大[9]。在ASIS＆T年會，我發現ISIC會議是激發人們討論資訊行為研究的理論，方法和實證問題的領域。
隨著網際網路的突破，人們的日常資訊常規/實踐(information practices)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發生變化。芬蘭科學院（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芬蘭對應機構）研究資助支持下，我研究網絡資源在ELIS中的作用[10,11,12]。總之，這些研究證實了ELIS模型對資訊搜尋中社會和經濟因素的重要假設。然而，有趣的是，網際網路似乎沒有取代傳統來源，而是補充了它們。
為了闡述ELIS的圖像，我透過訪談環境保護者，潛在房屋買家和失業人員等不同族群，進行一系列深入的質性研究。這些研究探究了人們如何辨識、獲取和使用各種資訊來源，以獲得引導資訊(orienting information)，以了解“當今世界發生的情況”，並解決日常問題。這些研究結果改進了人們資訊源視野的圖像，亦即個人對於不同資訊來源的重要性，從核心到外圍的概念和經驗等[13]。上述研究還確定了人們在日常環境中應對資訊超載的策略[14]。
在2008年我根據實徵研究結果修改ELIS模型，並出版<<日常資訊實踐>> ( Everyday Information Practices)[15]一書。為此，我結合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ies)[16]和社會現象學(social phenomenology )的觀點[17]。資訊實踐被視為人們用來進一步推進(further)日常工作的工具。從本質上講，人們的資訊實踐是利用人腦中的知識庫，形成資訊尋求、使用和共享的習慣性起點。為了判斷外部來源如報紙和網際網路的資訊價值，人們構建資訊源視野(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s)。他們按照優先順序設置資訊來源，提出資訊尋找路徑，如“首先檢查網絡，然後訪問圖書館”。本書顯示，日常資訊搜尋實踐傾向於以「夠了便好」(good enough)的原則為導向。本書提出例行和慣習的作用比之前所想像的更為重要。因此，日常資訊搜尋實踐的變化相當緩慢。
最近，我研究社交媒體在日常資訊實踐中的作用。已經進行了實徵研究，以了解人們如何使用部落客(blogs)，線上討論組和社會問答論壇，如Yahoo!知識家(Yahoo! Answers)尋求和分享資訊。調查結果表明發現，社會媒體論壇可以為各種日常工作項目提供有用的資訊和情感支持，如瘦身，應對抑鬱症[19]和旅行計劃[20]。由於線上論壇的使用是一個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所以社會媒體論壇使用的修辭策略和論證模式的性質受到特別注意[21,22]。研究結果發現，這些策略對於評估使用者生成內容的可信度很重要。
由於網絡話語經常涉及情緒敏感的話題，例如消費者問題和移民問題，資訊搜尋和分享的過程通常有情感因素的色彩[23,24]。一般而論，我對這個主題的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假設支持，亦即日常資訊實踐是由一套複雜的認知、情感和社會因素驅動的。然而因為受到情境因素的限制，這些實踐往往無法以理想的形式呈現。為了檢視這些因素的作用，我近年來的研究集中在資訊搜尋方面的認知、情感和社會文化障礙[25,26,27]。要深入了解日常資訊實踐的複雜性，重要的是要了解認知、情感和社會文化因素如何驅動和阻礙資訊的搜尋、使用和分享。
ELIS領域涉及人類生活的全部。因此，它為跨學科研究提供了無窮盡的有趣議題。要詳細研究日常資訊實踐，重要的是利用通信研究、社會學、心理學和人機互動(HCI)等不同領域想法的開發。在所有的科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想法往往在相關領域的相交領域中發現。自從我的研究生涯開始以來，我試圖從這個角度來發展我的研究。從最初由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發展概念之時，我便有意突破原有框架，例如從人類動機研究(human motivation)、情感理論(affect theories)、辯證理論(argumentation)和修辭研究 (rhetoric research)來獲得洞察力。然而，最後，關鍵是如何將從不同來源獲得的想法整合到日常資訊行為或實踐的連貫模型中。在這方面，我們的研究還有很多工作待進行。
